拉送我們知青的專列在火車站停穩后，我們就幾人一組地被各自的生產隊領走。一會兒工夫，幾百名知青就像潑進沙地里的水一般，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我和另外兩名同學被分在一個生產隊。領走我們三人的，是一位大叔，一位大哥，還有一架牛拉的太平車。他們是從公社管分配的干部手里接過我們的。簡單的交接后，搬行李上車，我們也跳上車，然后就走了。

牛車載著行李和我們，慢慢悠悠地在通往生產隊的鄉間泥道上行走。

趕牛車的大哥是一位壯年漢子，大大的臉盤，憨厚的模樣。坐在他旁邊的是一位約莫40多歲的大叔，胡子拉碴，話不多，但是愛笑，見到我們話還沒有出口，滿臉的皺紋就綻放開來。

那大哥趕著牛車，“駕——”的一聲，向著鐵路的西面“轱轆轱轆”地移動，而那胡子拉碴的大叔，則拿出煙袋，抽起煙來。我們好奇啊，就不斷地問上幾句，什么“遠嗎？”“村子有多大？”“種哪些莊稼？”之類的。那大哥就有一搭沒一搭的回答著，但話也不多，頂多蹦出些：“不遠”“還好”“去了就知道了”的回話。而那大叔卻總是沒多說話，只是看我們的時候，那臉上的皺紋就在笑。

漸漸地，從那趕牛車大哥的口中，我們才知道胡子拉碴的大叔是生產隊長。生產隊長？我們都挺納悶，這老實掉渣的悶葫蘆，怎么當生產隊長？但出于禮貌誰也沒有說出聲來。

終于到了生產隊，安頓好一切以后，我們開始和社員們一同干起農活，也開始適應起嶄新的農村插隊生活。

隊里每天上工的時間是由生產隊長吹哨子決定的。隊長哨子一響，社員們就帶上工具出發了。漸漸地，我們發現，隊長的這個哨子，銅的，已經磨損的亮光閃閃，看起來有一些年頭了。隊長每次出工前，都將哨子掛在胸前，吹哨子喊社員出工。

我們的村莊是沿著一條長溝東西向排開的，每次隊長喊出工，都是從村子的東頭走到西頭。那清脆的哨聲一響起，社員們就都出發了；而每次喊出工，隊長一面吹哨子，一面還補充一兩句今天要干哪些活的話。看來隊長的指揮非常靈，而且雖然話不多，卻很被人們尊重。

隊長雖然話不多，但干起農活卻什么都能拿得出手，除草、翻秧、打場都是干在人前走在人后，所帶的生產隊也總是公社里的一面旗幟。

我們感到新奇，又有很多疑問，就禁不住打聽起來。但人們說的更多的是這個哨子。知道的人都說這個哨子曾經救過生產隊長的命，但一直沒有機會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直到有一天，大隊黨支部上黨課，也吸收了我們幾位知青作為入黨積極分子參加學習，我們這才知道了一些故事。

我清楚地記得，那次黨課是在大隊的油坊里召開的。一邊是老式的木制榨油機，沉重的擠壓裝置，懸掛著的撞桿，一邊是農民黨員們那張張敦厚粗獷的臉龐，光線從窗欞處斜照進來，莊嚴肅穆，儼然是一幅著色凝重的油畫。黨課是大隊書記給上的，他在黨課中不時地以我們的生產隊長為例。

我們這才知道，原來，生產隊長還是一位老革命。全國剛解放時，他才十幾歲，就給區里的一位南下干部首長當通訊員，入黨早，人老實，忠誠厚道。自然災害那一年，領導信任他，讓他在公社的糧庫里看守，并給了他一個銅哨子，讓他遇到緊急情況時吹哨子報警。可他卻一次也沒有吹響。

直到有一天他守著成垛的糧食，餓得頭昏眼花，爬出糧庫時，才想起用微弱的氣力吹響哨子，這才喊來救援的人。

我們聽到這些故事，都不由地對生產隊長肅然起敬。后來我們還了解到，生產隊長原本是有一份公職的，也是在他的堅決要求下，一定要回到農村當一位農民，又在社員一致推舉下，才擔任了生產隊長。

聽到這些故事的時候，我剛剛19歲，只是懵懵懂懂地感覺到生產隊長這個共產黨員不簡單，是個值得人們尊重和愛戴的人。后來我也成了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，我才明白我們黨的事業，是由多少生產隊長這樣質樸普通的共產黨員打造。他們已經將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融化在自己的血液里，成為自己生命中永不分離的一個重要部分。